文/青春好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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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造力与李约瑟难题

上次聚会时，lmz同学谈到了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她说老板弗兰克在招人时不喜欢什么都点头“是，是，是。”的人，相比“听话”，他更愿意招揽一批能捣蛋、能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那天我们没有喝酒，吃完饭大家也没有去寻别的乐子，回来之后，趁着头脑清醒我又翻了一些资料，打算去寻找弗兰克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以及这么做对于企业来说会有哪些好处。

在解构弗兰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下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中国古代为人类科技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一问题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1976年提出，随后很多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都曾经尝试为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

这些解答主要从5个方面发出了思考：

1、中国的科举制度问题，解答者认为科举制度束缚了人们对于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考取功名为了升官发财娶老婆，读书人不热衷于科学技术，而导致中国没有发生科技革命。

这个解答是李约瑟自己的解答，但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觉得不够系统和深刻。

2、还有观点认为中国缺乏科学哲学的思想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维，没有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导致了中国古代的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

3、也有观点认为，中国以陆地为主的地域样貌形态使得小农经济所构建的资源创造和分配的体系，以及偏于保守的价值导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萌发。

4、比较受认可的观点是封建帝制的集权体系所推崇的奴化思想扭曲了人性，“三纲五常”压抑和约束了知识阶层的自由创造思想，并且使得这些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的历史地位和阶层利益，导致他们不仅没能成为推动民主发展的先锋力量，反而要么万马齐喑要么反对所可能会损毁其利益的“民主、自由、博爱”思想。

5、还有一些学家认为元朝和清朝对于汉人的压迫问题，许多愚民政策比如毁书以及文字狱。

上述观点都有一些较为客观的反驳观点，甚至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就有问题，或者压根就是个伪命题。

经济学家林毅夫以其经济学家的视角来尝试解答“李约瑟之谜”。他指出：“工业革命的特征包括纺织机器、蒸汽机以及钢铁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技术变迁的速度能够不断加快，是因为经验的重要性已为实验而非实践所取代。

在前现代社会，经验主要是生产必要的副产品，农民们通过偶然的试错来发现问题从而发明新技术，而到了十八世纪后，这种试错转变为主动实验来进行，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做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错误的总和。

工业革命是经验型的技术发明转变为实验型的技术发明的分界点，这场革命的肇始，令欧洲尝试错误的数量突然间迅速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随之加快，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

在林毅夫看来，虽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使用数学与做可控制实验却需要后天学习，⻄⽅的科学⾰命是数学与可控制实验的结合，人们通过使⽤数学模型把规律清晰地描述出来。

掌握了规律，创造当中所需要大量的重复付出的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就可以被节省出来解放创造力，而同时，基于规律的清晰认知，等于摘下了眼罩，人类认知的“破圈”的可能性就陡增了。

蒙着眼睛的人，怎么可能找到出口呢？

在前现代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的官本位激励机制妨碍了这个人对数学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后天能力的学习，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

在我看来，近代中国在科学技术层面的全面落后于西方是客观事实，且原因繁杂，上述五个观点其实都互为因果、共同作用，纠结哪个是根问题的现实意义不大，而从学术探讨角度来说，我始终认为人的思想在客观上是行为的直接原因，至于合力诞生思想的政治制度（作为土壤和气候）、地理经济（作为肥料）、外部入侵统治（作为天气），这几个条件对于思想影响的孰轻孰重，这里不便于探讨，我们也就不再展开。

人们的思想结构反映着社会结构的秩序，社会结构的变化除了这个社会普遍群体的思想结构的变化之外，就只能是外力导入了。

故而我认为，研究思想是不被房间里的大象一脚踩死，还能以最高效率将它赶出这间房子的最现实途径了。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弗兰克不喜欢在工作当中墨守成规，上司给出命令“是是是”就执行的人，这种人才在传统中式家庭是很受喜爱的。

可以很容易想象到，“这孩子真优秀，而且很听话，不闹腾”这样的七大姑八大姨式的溢美之词绝不在少数。

“听话”二字的背后是集体主义文化，它强调适应、服从、从众，与之对应的是重视独立、自主、创造力的个人主义文化，前者消磨和压抑个性，不利于创造力，后者鼓励、刺激创造，有利于创造力。

弗兰克喜欢的能捣蛋，不循规蹈矩的人，应该是归属在个人主义文化范畴里的。

要回答和解决一个的问题，得先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而在我看来，李约瑟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缺乏创造力？

2 批判性思维促进创造力

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思维习惯很大程度受他所接受到的信息所影响，如果张三长期浸泡在正能量之中，他的所思所想所感都是正能量，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自然结果，因为张三的言行在他日积月累构建的认知体系中，心理反射和知识寻址的过程都是有迹可循的。

此时，我们该如何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具备创造潜力，从而实现“突破”的可能？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美国作家菲茨拉杰德在其1945年出版的遗书散文集《The Crack-Up》的第90页里，有一段值得我们深思的话：The test of a first-rate intelligence is the ability to hold two opposed ideas in mind at the same time and still retain the ability to function。

翻译过来的大意是“测试智力是否一流，就要看头脑在同时容纳两种相反意见的情况下是否仍能正常运转。”

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来，批判性思维是创造力的一种核心心理资源。

有研究显示，在被问及极具创造力的人通常有哪些基本特征这个问题时，“努力尝试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不循规蹈矩”“质疑各种社会观点、老生常谈以及假定”组成了回答，艺术家、哲学家、物理学家有个一个关于创造力的共识是：创造型个体通过拒绝流行的观点来“低买”，他们喜欢产生和挑战新鲜的观点。

然后这些“低买”获得了社会普遍认可时，旁人如梦初醒趋之若鹜，创造型个体完成了“高卖”，这时，这种适当持有时间所产生的价值差就让创造力充分体现了出来。

由此可见，质疑、批判和生产新的观点是创造潜能的标志，再加上合适的“卖出”时机，该组织就能够将潜能变成力量，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极具杀伤力的优势。

在人才招聘的环节中，我们通常会考虑到一个人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道德修养，创新能力，过往成就，这些条件的综合评判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很显然，能够创造出非同反响、具备划时代意义产品的组织，都拥有着一批极具创造力的人才。

他们喜欢在过程中重组规则，质疑过去的自己，用批判性思维审视当下，通常能搞出一些与传统截然相反的观念，在可能被众人耻笑，从众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冒着风险去尝试求得新的成果。

透过弗兰克的用人之道，我们也可以比较理论地得到当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艰难与曲折的痛之答案———创造力的匮乏。

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认为，不确定性是求知过程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需要使用证据和推理来支持自己判断，知识会在这一过程会被构建和再构建，从而促进创造力的提升。

黑格尔和杜威等学者都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反省思维，关于知识本身的基本假设是人们进行反省判断的基础，而成年人对知识本身性质的假设所发生的规律性变化在业界被分为前反省思维、准反省思维、反省思维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知识被认为是确定的，可以从权威人士和渠道那儿获得。

第二阶段时，知识被认为具有不确定性，获取知识是一个抽象化过程。

第三阶段时，知识会被构建和再构建，个体喜欢和坚持使用证据和推理来支持自己的判断。

到此时，我们认为一个人处于富含创造力的状态。

因为知识是一种合理调查、论证过程的结果，非某个权威所给予，而是积极构建和富解释性的。

在组织当中，人才需要发散性思维来产生大量的想法和解决方式，还需要批判性思维这种逻辑思维去质疑推理，以验证发散性思维所诞生的想法和解决方式的实用性与可行性。

因此，组织的不断进化就非常需要领导者在专业领域放下权威，抛却“领导魅力”，戒掉当指南针、当舵手的爱好，正确评估限制创造力的资源与权力约束，并且积极为员工提高自身的自我创新效能感创造多样条件，少讲做事的正确方式，多讲事物的本真，而员工作为个体不停地尝试挑战领导的权威，淡化统一和服从，鼓励对立和质疑，最大限度释放自己对于探索事物本质的渴望和能动性。

在这种自由、开放、包容的氛围下，领导者及其管理团队保持宽容和耐心，尽可能为具备创造潜能，也就是说具有独特个性、兴趣爱好和行为方式的员工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想必创造性人才定会涌出，其中亦不乏大师。

写到这里，我突然很想邀请弗兰克先生跳一支不循规蹈矩的舞，假如他是一位女士的话。

原文：创造力：跳一支不循规蹈矩的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