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60条要点，300多项改革举措，其中之一，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可能是一把钥匙，将打开中国政治的未知之门。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搅动中国政治的无形之手

1949年-1978年，中国是“强政府、弱家庭”的法家模式，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财富，牢牢控制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放松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 1978 年的44%上升到1983年的62%。人民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自由，中国从极权国家转变为威权国家，与西方民主兼容性提高，美中关系改善。尽管1980年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但由于民众有了“生产自救”的能力，整个1980年代的生育率还稳定在2.4左右，当时社会充满活力和民主热情。

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此后，中国的经济依然高速增长，并于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但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2008年以来政治还持续倒退，西方观察家简单地将之归因于中国政府强化了管控。其实根本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国的人口和经济。

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占GDP的三分之二，以维持居民消费占GDP的50%-65%，1980年代初的中国也是如此。然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降低了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从而使家庭以较低的收入就能维持生计。于是，居民可收入占GDP的比例随着总抚养比的下降而不断下降。

 
资料照：中国居民收入、消费占GDP（%）（图表为易富贤所提供）
雪上加霜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导致财税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的财权下降，但事权未变，于是像饿狼一样，出售土地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抑制家庭而导致生育率下降。结果，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到2006-2023年的40%-44%，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从1983年的53%下降到2022年的37%，而美国为68%，印度为61%，越南为55%。

政治倒退及人口雪崩

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四十多年，但由于居民收入占比过低，至今没有成长出一个能够制衡政府肆意妄为的中产阶级。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低于1978年的占比，中国回到了“强政府、弱家庭”的法家模式。加上青年占比在1990年以来就不断下降，于是自2008 年开始，中国逐步重回极权国家。

类似的教训在历史上也有先例。秦国利用法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特征统一了中国。但是法家的“尚同”导致社会僵化；社会散沙化导致生育意愿下降；沉重的赋役降低养育能力，导致“生子辄杀”、人口减少。因此秦朝仅享国十五年乃亡。

汉武帝时期，精英们进行了大辩论，结论是法家不可持续，唯有儒家能够滋养人口和文明，于是尊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倡导“大家庭、小政府”，提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法家式房屋的连接处是用铁钉固定，看似坚固，但一旦强风、地震冲击地基（中央政权），整个房子就轰然倒塌。而儒家式房屋的榫卯结构让各部件有一定的自由度，刚柔并济，能消解地震波中的垂直冲击波，因此能历经千年而不倒。

北宋王安石推行法家式改革，财税向中央集中，无孔不入的政府干预扰乱了“自发秩序”，降低了社会自救能力，当金国攻击北宋都城时，王朝轰然覆灭。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类似王安石变法，导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过低，普通家庭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指出，生育率从1990年的2.3降至2000年1.22，原因之一是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压制地方，地方压制家庭。后面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也都全部破产，现在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格局

中国的财富过多地掌握在政府、企业和投资者手中，这使企业更具竞争力，也让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源用于产业补贴和投资。

国内消费不足使得中国“过剩”了上亿劳动力，再加上产业补贴和高投资率，导致产能过剩。几十年来，中国一直追求贸易顺差以消化过剩产能、提供就业。2001-2018年中国四分之三的顺差来自美国，为中国提供了数千万就业。2001-201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仅是向美出口的23%。

如此不平衡的美中贸易让美国债券市场受益，并让百姓享受低物价和低通胀，但却摧毁了美国的制造业，撕裂了社会，加剧了政治分裂。1971年-2001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稳定在13%，但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份额降至2022年的6%。美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也从2001年的25%降至2022年的16%。贸易不平衡和意识形态不相容性提高导致中美关系恶化。

美国“铁锈地带”是中国产能过剩的最大受害者，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J.D. Vance）的《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成为畅销书。“铁锈地带”的选民在2016年将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大旗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推上了总统宝座。为了再次吸引“铁锈地带”的选票，今年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可见，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轨迹，也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格局。
二十届三中全会留下的政治遐想

由于老年人口不断增长，中国的总抚养比从2012年开始上升，经济增长也随之减速，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老龄化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和社会支出增加，使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为此，三中全会承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和地方财政占总财税的份额。

这些改革有助于缓解中国的产能过剩、平衡美中贸易。它还可以扩大中产阶级，从而使中国政治与西方民主更加兼容。但中国不会出现1989年式的民运、台湾式的民主转型以及今年孟加拉国这样的政治骚乱，也不会发生苏联式的解体，原因有二：

首先，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变。15-29岁的青年是1987年台湾和韩国民主转型、1989年中国民运、今年孟加拉国政治抗议的先锋。1987年台、韩的青年占比高达30%、32%，中位年龄只有26岁、25岁。今年孟加拉国的青年占比为28%，中位年龄不到27岁。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的中位年龄不到34岁，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只有10%。而中国的青年占比已从1989年的31%降至现在的16%，中位年龄则从25岁升到43岁，并将提高到2035年的50岁、2050年的58岁。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从2023年的15%提高到2035年的26%、2050年的36%。

其次，中国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在日本，由于老龄化导致经济放缓和政府支出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4年的62%下降到2023年的51%。老龄化的中国几乎不可能发展出一个强大到可以推动民主转型的中产阶级。

老龄化导致各类社会矛盾丛生，但老人是经不住“乱”的。即便暂时出现社会动荡，庞大的老人很快会拥戴一个原体制内的普京式的强人来收拾残局。中国当局不要风声鹤唳，将任何民众合理的诉求都上升到“政权安全”高度，而应有足够的政治自信，摒弃法家式的统治，放松社会管控，避免人口和文明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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